省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
對全省推進數字經濟建設情況，省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結合數字經濟重點處理代表建議督辦、地方立法等工作，組織召開推進數字經濟發展專題座談會，聽取省有關部門情況介紹，圍繞數字經濟發展中的重點難點堵點問題進行研討；赴無錫、鎮江、宿遷等地開展調研，實地考察數字經濟重點企業和項目，廣泛聽取意見建議。在此基礎上，召開財政經濟委員會全體會議，認真分析研究推進數字經濟建設的對策建議。現將有關情況報告如下：
一、我省數字經濟建設基本情況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省認真貫徹落實中央關于發展數字經濟的戰略部署，聚焦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推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數字經濟呈現規模穩步增長、創新融合驅動加快、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的良好發展態勢。
（一）發展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全局性戰略重點。根據省委十三屆九次全會審議通過的建議，《江蘇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將“奮力建設數字江蘇有力推動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單獨成篇，專章規劃“加快發展數字經濟”。2020年10月，省政府辦公廳印發實施《關于深入推進數字經濟發展的意見》，明確了總體要求、主要任務和保障措施；2021年8月，出臺《江蘇省“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以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為主線，全面實施數字經濟強省戰略，全力打造“四個高地”。今年10月22日，省委書記吳政隆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會議，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的重要講話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貫徹落實工作，提出充分發揮科教資源富集、實體經濟發達、數據資源和應用場景豐富等優勢，加快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步伐。從調研情況看，各市也將發展數字經濟作為全局性戰略抓手，加強頂層設計，統籌謀劃、協調推進。如無錫市出臺了《關于加快推進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及三年行動計劃（2020—2022），制定了全國地級市首個公共數據政府規章《無錫市公共數據管理辦法》；鎮江市編制了《“十四五”數字政府建設規劃》《5G通信基礎設施專項規劃》；宿遷市把數字經濟確立為先導產業，編制了《新型智慧城市總體規劃》《云計算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2019—2025）》等細分領域專項規劃。據5月17日發布的《2020江蘇省信息通信業發展藍皮書》，2020年，江蘇數字經濟規模超過4.4萬億元，占GDP比重超43%，位居全國第二。數字經濟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引領性、主導性、支柱性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支撐和社會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徑。
（二）數字經濟發展擁有良好基礎條件。一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持續升級。網絡基礎能力位居全國前列，截至2020年底，光纜線路長度達399萬公里，連續多年全國第一；4G基站38.9萬個，全國第二。截至今年10月底，累計建成5G基站11萬座，基本實現各市縣主要城區、中心鎮全覆蓋。國家超級計算無錫中心、昆山中心陸續建成，南通國家數據中心產業園和昆山經濟開發區被認定為國家新型工業化產業示范基地（數據中心類）。目前建成徐州淮海大數據中心等經營性數據中心123個，截至9月底，全省在用數據中心標準機架數達44萬架，位居全國前列。二是數字技術創新平臺載體高起點培育。圍繞數字經濟發展實際需要，各類創新平臺載體建設成效顯著。在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領域，布局建設5G智能移動通信綜合測試中心等省級以上創新服務平臺400余家。國家第三代半導體技術創新中心正式獲批，網絡通信與安全紫金山實驗室進入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序列，未來網絡試驗設施等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推進，蘇州獲批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三是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發展基礎較為扎實。數字產業規模和能級保持全國前列，物聯網、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數字產業規模及增速均領跑全國。2020年，電子信息產品制造業、軟件和信息服務業業務收入分別達2.87萬億元、1.08萬億元，人工智能產業規模突破1000億元。參與創建和試點的中國軟件名城數量位居全國第一，無錫市物聯網、南京市軟件和信息服務入選全國先進制造業集群，徐州徐工大數據項目入選國家級大數據產業發展試點示范項目。
（三）數字化賦能產業發展取得顯著成效。我省積極推動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融合發展，將其作為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的戰略舉措。根據中國信通院測算，2020年我省產業數字化規模2.91萬億元，位居全國第二。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持續推進。截至2020年底，累計建成省級示范智能車間1307家、示范智能工廠42家，打造省重點工業互聯網平臺86家、工業互聯網標桿工廠95家，培育星級上云企業7366家；推動“兩化”融合管理體系貫標，全省貫標企業達4985家，“兩化”融合發展水平指數連續六年名列全國榜首。數字技術創新應用加速向服務業領域拓展。平臺經濟持續發展，社交電商、直播電商等新業態新模式蓬勃興起，2020年全省實現網上零售額達10602.4億，各地組織淘寶直播累計247.7萬場，觀眾達62億人次。加強數字商務載體建設，培育國家級電子商務示范基地12家，居全國第一，創建10個國家級跨境電商綜試區，南京、蘇州、徐州、常州、無錫5市先后獲評國家電子商務示范城市。智慧農業升級賦能取得重要進展。加快推廣應用數字農業技術，全省規模設施農業物聯網技術推廣應用面積占比達22.7%。累計建成全國農業農村信息化示范基地14家、省級基地492家，入選全國數字農業農村“三新”優秀案例64項，位居各省（區、市）前列。積極發展農業農村電子商務，建成省級農業電商基地304家、縣級農業電商產業園82個。2020年全省農產品網絡銷售額843億元，連續多年增幅超過25%。
（四）數字化治理能力提升正在向縱深推進。全省政務云資源體系基本建成，“大數據+網格化+鐵腳板”治理機制付諸實踐。“互聯網+政務服務”和“不見面審批（服務）”全面推廣。“蘇服碼”等面向企業跨部門實體證照免帶的創新政務應用啟動試點。開展“互聯網+醫療健康”示范省建設，疫情期間“蘇康碼”快速上線。在教育、就業、養老、社保、救助等領域推廣應用數字技術，不斷提升工作質效。全省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建設取得積極進展，電子印章、公共支付、短信服務等應用支撐平臺建成并投入使用。構建政務區塊鏈基礎設施框架，推動區塊鏈技術示范應用工程和公共服務平臺項目建設，蘇州成為數字貨幣首批試點城市之一。搭建省級公共數據開放平臺，培育蘇州吳江區、無錫梁溪區等5家區域大數據開放共享與應用試驗區。規范電子商務平臺管理，聚焦大數據殺熟、騙取點擊、直播帶貨虛假宣傳等新型網絡不正當競爭行為，開展網絡市場監管專項行動。
二、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困難
近年來，江蘇依托雄厚的經濟基礎實力和科教資源，數字經濟發展取得顯著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和困難，在數字技術創新驅動、龍頭企業培育壯大、數據資源開發利用等方面與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等兄弟省市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一）數字經濟發展狀況與經濟強省地位不相匹配。一是數字經濟相對規模偏小、增速偏低。2020年，我省數字經濟占GDP比重居全國第六，落后排名第一的北京約10個百分點。新冠疫情倒逼三次產業加速數字化轉型，各省市加快發展數字經濟，福建、重慶、貴州、湖南等省份均以超過12%的增速快速增長，而“十三五”期間，我省數字經濟增速約為10%，比浙江低了5個百分點。二是數字產業化發展“大而不強”。如我省的集成電路產業，起步早、基礎好、發展快，產業規模列全國首位，但產業結構不盡合理，封裝環節占比過高，設計及制造占比較低；產業層級總體偏低，以封測企業為主體，技術含量和獲利能力相較設計、制造類企業明顯偏弱。再如我省軟件產業，總體營收規模常年穩居全國前三，但在產業規模、核心技術、應用生態、專業人才等方面仍有不少短板弱項。三是產業數字化發展仍有短板。根據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融合指數，我省排在廣東、上海、浙江、北京之后位列全國第五，工業數字化、服務業數字化指標均不夠突出。服務業數字化指數全國第六，即使在優勢明顯的制造業數字化方面，14個融合指標中，我省6個第一、2個第二、3個第三，但有7個低于浙江。調研中發現，面廣量大的中小企業網絡化、智能化基礎普遍比較薄弱，開展數字化轉型既存在資金、技術、人才等“硬約束”，又面臨商業模式難以選擇、戰略目標與實踐路徑不易厘清等“軟風險”，以致推進數字化轉型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強，政策配合度不高。
（二）數字科技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能力不足。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而我省在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原創技術研發力度、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體系建設等方面落后北京、廣東等地，數字經濟核心技術和關鍵領域面臨的“卡脖子”問題仍然比較嚴重。一是數字科技創新引領不夠。在數字經濟前沿引領技術基礎研究、產業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等方面統籌不夠、發力不足，原創性、突破性、引領性、支撐性重大科技成果數量不多。在基礎軟件、支撐軟件、平臺軟件等領域開發能力相對薄弱，核心芯片、操作系統、數據服務器等領域技術短板明顯。雖然高校科研院所云集，但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特別是數字經濟人才緊缺，數字科技產學研協作成果本地轉化困難。二是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受制于人。5G通信、光通信等領域的高端核心芯片基本依賴進口；物聯網識別感知和智能處理技術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顯著，其中高性能先進傳感器90%以上依賴進口；工業機器人關鍵零部件七成以上依賴進口。智能制造的關鍵核心技術工業軟件對外依存度高、國產應用率低的“癥結”，嚴重制約了江蘇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強省邁進的步伐。
（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能級和超前性不夠。我省在數字基建領域謀篇布局早、推進速度快、成效比較顯著，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通信網絡基礎設施方面，5G網絡建設及運營成本較高，基站站址協調困難，每萬人5G基站數位居全國第五；光纖到戶用戶占比僅列全國第二十六位，老舊小區千兆網絡覆蓋普及的設施改造升級難度大、投入高；IPv6端到端協同貫通和服務能力尚需提升，IPv6流量占比相對較低；農村通信服務網點密度和通信保障響應速度與城市相比存在一定差距。數字算力基礎設施方面，數據中心建設在科學布局和綠色集約等方面有待加強和改進，建設需求與土地、用能等保障條件之間存在不匹配問題，不能完全滿足產業集群、園區、開發區的發展需求。據《數據中心產業發展指數（2021年）》顯示，我省數據中心上架率、PUE等發展質量排名全國第七。數字基建應用效能方面，5G、千兆光網、工業互聯網的商業模式尚不清晰、場景需求還不豐富，數字基建與傳統行業融合發展的水平有待提高，在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教育醫療、智慧城市等領域的應用也多以示范應用為主，仍處于探索之中。
（四）缺少引領性的數字產業龍頭企業、平臺型企業。以大數據企業為例，雖然數量超過6700家，總量位居全國第三，但多而不強，“有高原無高峰”現象明顯；企業的數字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自主研發出的高端產品不多，研發點也較為分散。信息通信、軟件及信息服務、互聯網平臺等數字經濟核心細分行業領域，缺少旗艦型數字企業和具備產業生態構建能力的領軍型平臺企業，更缺少像騰訊、阿里等互聯網平臺巨頭和華為、大疆等數字產品制造鏈主企業。即使是徐工信息的漢云工業互聯網平臺這樣為數不多，國內具有一定影響力和競爭力的跨行業跨領域工業互聯網平臺，在掌握多個行業共性技術、方法工具、知識模型，為各行業企業提供整體解決方案的能力上仍有待提升。2020年，蘇寧易購、孩子王等8家企業被商務部認定為國家級數字商務企業，數量全國第一，但在市場規模、發展速度、服務能力等方面，都與淘寶、京東等電商有一定差距。
（五）數字經濟的發展環境仍需改善。一是扶持政策系統集成不夠，前瞻性、靈活性、有效性有待加強。我省出臺的數字經濟扶持政策散落于科技創新、工業與信息化轉型升級、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等領域的規范性文件中，針對某個產業或某類企業的定制和專項政策較少；省市之間、部門之間缺乏統籌，沒有形成合力；政策的宣傳力度和執行效果也有待加強，大企名企“補上加補”“獎上疊獎”，而中小企業對政策知曉度低、不易找到幫扶政策接口。二是對數字經濟發展的要素保障有待強化。在政府投入方面，我省未設立數字經濟專項基金，僅在數字經濟“十四五”規劃明確資金中“每年用于支持數字經濟重點領域重大項目的比例不低于30%”。而浙江省早在2019年就專門設立了數字經濟產業投資基金，首期規模100-150億；2020年財政安排60億元支持數字經濟發展，組織實施數字經濟千億投資工程，累計完成投資1133.9億元。與之相比，我省扶持力度明顯偏弱。此外，在數字產業發展的用地、用能、人才等資源要素保障方面，我省與浙江相比也有較大差距。三是數字經濟法治保障相對滯后。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強有力的法治保障，近年來國家和地方都在加快開展相關立法。國家層面，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相繼出臺；地方層面，浙江、廣東出臺了數字經濟促進條例，吉林、海南、山西、貴州、天津、上海、深圳等省市制定了數據方面的地方性法規。我省相關法規仍處于起草階段，立法步伐亟需加快。
三、推進我省數字經濟建設的幾點建議
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進行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站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論述，落實中央、省委的部署要求，統籌推進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著力打造全國數字經濟創新發展新高地。
（一）進一步增強發展數字經濟的戰略意識，提升數字經濟主導產業地位。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按照總書記提出的要求，提高數字經濟思維能力和專業素質，增強發展數字經濟本領，強化安全意識，推動數字經濟更好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一是加強高位統籌。各級政府要把數字經濟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重點，放在突出位置，確立主導地位，高度重視、高度聚焦、高度協同。可以借鑒浙江經驗，在省級和設區市層面成立政府主要領導牽頭的數字經濟發展領導小組，統籌協調數字經濟發展工作；建立健全數字經濟發展協調機制，覆蓋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各個業務主管部門，明確部門職責，堅持多方聯動，加強協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二是明確主攻方向。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將數字經濟產業范圍確定為：數字產品制造業、數字產品服務業、數字技術應用業、數字要素驅動業、數字化效率提升業等5個大類。其中前4類為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對應于《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的26個大類、68個中類、126個小類。要根據省情實際，確定數字經濟發展的重點領域、核心產業、主要任務、具體目標，不斷提高我省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的比重、質量和競爭力。三是突出主導地位。各地要切實將數字經濟作為主導產業加以培育和扶持，不斷提高數字經濟的份額和貢獻率。要把省委、省政府的決策部署與本地實際有機結合起來，立足產業發展基礎，著眼發揮比較優勢，完善產業政策，配強服務力量，優化資源配置，加快形成各具特色、錯位發展、優勢互補、協同共進的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新格局。
（二）進一步突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重點，提升數字經濟核心產業能級和數字化賦能產業發展水平。聚焦集成電路、軟件服務、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未來網絡等我省重點發展的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和產業數字化轉型提升的制造業主戰場，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找差距、補短板、強弱項、鍛長板。一是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堅，強化數字科技創新引領。發揮我省科教資源優勢，圍繞基礎軟件、基礎材料、關鍵零部件等數字經濟發展的重大需求、迫切需要、戰略要點，部署實施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加大集成電路、核心軟件、移動互聯網、云計算與大數據、新型顯示等重點領域的“卡脖子”技術攻關力度，加快核心技術突破；瞄準第三代半導體、量子科技、未來網絡等數字經濟領域的科學前沿領域，加強基礎研究前瞻性部署，力爭實現原創性科技創新；打造多層次高效協同創新平臺體系，支持民營企業建設高水平研發機構，鼓勵企業增加基礎研究、產業共性技術的研發投入，加強跨行業融合性技術攻關、成果轉化，促進創新成果迭代升級、開放流動和有效擴散。二是培育壯大領軍型企業，提升數字產業的規模和能級。進一步強化科技、人才、融資、財稅等方面的政策扶持，支持數字產業企業通過科技創新、并購重組等方式，擴大企業規模，增強企業實力，成長為創新型領軍企業、具有生態主導力的產業鏈“鏈主”企業。加強示范引領和政策支持，引導中小微企業走“專、精、特、新、優”的發展道路，打造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制造業單項冠軍、隱形冠軍企業和專精特新“小巨人”。分析我省現有數字產業平臺型企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針對性加以幫助解決，從培育專業化平臺型企業入手，條件具備的，助推其成長為綜合性平臺企業。三是推動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深度融合，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串鏈補鏈強鏈為抓手，加強工業企業“上云用數賦智”；打造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新場景，以場景應用驅動產業升級，促進制造業向智能化、精細化轉變。借鑒推廣數字農業、智慧農業的成功經驗和典型案例，推動現代信息技術與種植業、畜牧業、農機作業、農產品加工等深度融合，提升江蘇農業全產業鏈發展水平。利用互聯網平臺從消費領域向生產、科技、人才等領域加速延伸有利時機，加快生產性服務業智能化發展、生活性服務業數字化轉型，促進數字生活和數字消費升級，推動電子商務、交通出行、網上教育、在線醫療、網絡娛樂等新業態新模式發展。
（三）進一步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能級和質量。一是加強戰略布局。根據國家《“十四五”信息通信行業發展規劃》和我省相關規劃、意見所確定的目標和要求，對標先進省市，加快建設高速泛在、天地一體、云網融合、智能敏捷、綠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綜合性數字信息基礎設施，全面提升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規模和質效。二是建設適度超前。加大5G和千兆光纖網絡建設力度，積極推進老舊小區信息通信設施改造，統籌推進城鄉網絡服務能力一體化建設，實現農村網絡規劃、建設、服務與城市有機銜接。加快推進IPv6規模部署應用，積極開展信息通信網絡IPv6改造。深入實施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工程，統籌布局綠色智能算力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參與長三角大數據中心國家樞紐節點的布局和建設。三是推動融合發展。大力提升跨網、跨區域數據交互能力，助推互聯網產業發展。推動數字技術與交通、能源等領域深度融合發展，著力加強傳統基礎設施智能化升級、融合基礎設施建設。深化未來網絡試驗等國家級重大科技設施的建設和運營，進一步探索新型基礎設施應用場景和成熟商業模式，打造典型應用示范樣板，形成用建互促的良性發展模式。
（四）進一步完善優化數字經濟發展環境，提升數字經濟發展競爭力。江蘇作為經濟大省，數字經濟發展相對先進省份有差距，我們要多問幾個為什么，要在數字經濟發展的“土壤”“小氣候”“軟環境”上查找短板弱項，加以改進改善。一是加快數字經濟相關立法進程。廣泛借鑒汲取兄弟省市立法經驗做法，緊密結合江蘇省情實際，圍繞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技術創新、數據資源開發利用等重大問題做好制度頂層設計，力求務實管用、體現江蘇特色。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強省市、部門之間的統籌協調，制定和落實有針對性、可操作性的推進數字經濟發展的具體政策舉措，增強系統性、集成性、實效性；設立數字經濟發展專項基金，充分發揮財政資金投入的引導作用，吸引更多社會資本投資數字經濟領域重大項目建設；優化戰略性新興產業、科技成果轉化、工業和信息化轉型升級等財政專項資金使用方向，加大對重大項目的資金支持力度。三是加強數字經濟人才的培育和引進。創新學科建設，打破傳統學科壁壘，根據產業基礎和現實需要，調整院校專業設置，優化教學內容；完善數字經濟領軍型科技創新人才和團隊的引進培育機制，探索完善特殊優秀人才認定標準，為高層次人才開通“直通車”，享受與其能力匹配的政策紅利，更好地引才、留才、用才。四是建立健全我省數字經濟統計指標、監測方法和評估評價機制。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對我省數字經濟情況進行統計核算，強化發展動態跟蹤，開展分析評估，真實、準確、完整反映數字經濟發展情況和相關政策舉措的成效，加強對數字經濟產業發展的預警與引導。
